分别来看，北京三里太古里、北京颐堤港、广州太古汇、上海兴业太古汇和成都太古里的零售额分别下跌5.4%、2.4%、9.2%、19.4%和14.7%。唯有上海前滩太古里的零售额同比上涨0.7%，但考虑到这一项目开业时间尚短，基数最低，这样的表现也难言优异。
目前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南区调整基本完成。此前开在北区的Kenzo、Stone Island和Diesel在南区开设新店，Acne Studios和Maison Kitsune的南区店则在装修中。原先的H&M旗舰店被Fila和Lululemon两个品牌分割，前者已经开业，后者则仍处于围挡装修阶段。
但在北区，多个铺位目前仍然处于装修状态。路易威登、迪奥和爱马仕占据了三座独栋，包含了地上和地下一层的铺位。巴黎世家、芬迪和博柏利的门店也在装修，Maison Kitsune和Kenzo原铺位目前还没有围挡。
品牌入驻装修意味着租赁合约生效，但由于北区未营业商铺面积比2023年同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三里屯太古里整体销售额的提升。
上海兴业太古汇的问题在于，它同样经历调整，但有大量空铺没有围挡。这些铺位不仅无法带来租金，由此带来的消费活动也趋于零。这让兴业太古汇在第一季度里，成为太古地产内地六个项目中零售额下跌最严重的一个。
从三里屯太古里到兴业太古汇，调整均是向高端化转型。但从成都太古里和广州太古汇的表现来看，这或许并不一定能为太古地产带来令人满意的增长。
相较于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和广州太古汇的奢侈品牌占比更多。但在2024年第一季度，多个奢侈品牌收入均出现放缓或下跌，LVMH集团和开云集团收入分别下跌2%和11%，爱马仕集团的收入增幅从22.3%收窄至如今的12.6%。
疫情期间由于出境不便利，奢侈品牌在中国的业务因海外消费回流而快速发展，成都太古里和广州太古汇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两个项目。三里屯太古里和兴业太古汇同样有奢侈品牌入驻，但数量不够多且品牌级别不够高，使其零售额增幅不如成都和广州的项目亮眼。
但随着疫情结束、出境旅游逐渐恢复，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汇率与定价优势，出境购买奢侈品重新受到欢迎。今年第一季度，多个奢侈品牌均在业绩报告中强调日本奢侈品市场的出色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大量中端和轻奢业态的三里屯太古里，和完全没有奢侈品业态的北京颐堤港，反而录得较低的零售额跌幅。
在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中，太古地产表示当前奢侈品牌在北京和上海的扩张态度更为谨慎。由于广州高端商场项目较少，而成都仍然是西部奢侈品消费的中心，奢侈品牌在这两个城市仍然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去进入太古地产旗下项目开店。
耐克、阿迪达斯和Puma等大众运动品牌和H&M、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开店的主力军，随后到来的便是Coach和Michael Kors等轻奢品牌。在街头潮流兴起的2015年到2020年期间，诸如Off-White等高端潮流品牌和Popcorn、Juicy等潮流买手店则在太古地产旗下项目密集开店。
到了2020年后，高端化成为新的趋势。太古地产一边引进大量奢侈品牌，另一面则吸引许多有意走时尚路线的高端运动品牌入驻。始祖鸟在三里屯太古里和成都太古里开设了大型门店，更小众的Goldwin和Wilson等品牌也通过和太古地产合作来进行扩张。
但在如今驱动太古地产对旗下项目进行高端化调整的两股动力中，奢侈品牌已经出现颓势。它们倾向于和太古地产这样由于奢侈品运营经验的地产商合作，但并不需要太古地产的名声来为自己造势。
而高端运动品牌和许多刚在中国市场进行布局的小众设计师品牌、美妆品牌，则仍然需要利用太古地产的声誉来塑造形象。
但相较于奢侈品牌、大众运动品牌、快时尚品牌和轻奢品牌，高端运动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而小众设计师品牌和美妆品牌更是如此。这类品牌和太古地产合作或许能丰富零售业态，但却不一定能带来销售额的快速提升。
事实上，这也是为何太古地产要对三里屯太古里北区进行调整的原因之一。北区最初为Dover Street Market、Maison Margiela和Paul Smith等买手店和设计师品牌提供商铺，但它们最终都被更换成规模更大的奢侈品牌。即使是高端运动品牌，也只有始祖鸟和Lululemon等少数能开出大型门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古地产内地项目未来一段时间里的零售表现，无疑将持续遭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