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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行政化结果,导致许多有潜质的校长放弃教育理想,转而对行政指令一味服从和对权力积极靠拢。使得学校本来应该遵循的教育规律被推到了学校视野之外,或者降低为次要的制约因素,从而束缚了校长队伍职业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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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要去行政化,当务之急是破除官僚化,推进校长任用制度改革,实现校长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为此,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第一,由校长的行政职级制向专业职级制转变。学校具有的独立、自主和创造的特性,决定了校长不能唯上、唯书,只能唯实。上海作为教育改革综合实验区,可先行试点,完善校长专业职级标准,以专业职级制取代行政职级制,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第二,从校长的任命制转向公开招聘制,即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选校长转为由学校相关的利益群体代表通过一定程序在更大的视域范围公开招聘。有报导说,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历时一年,在全球招聘和遴选校长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第三,从政校责权不清向“管、办、评”相分离的新型政校关系转变,打破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明确划分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权责。唯有这样,教育家办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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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多样化的实践和探索   人类教育活动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发展比其他任何事业更依赖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实践证明,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有利于扩大教育供给,满足公民对教育选择的需要,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为教育家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此,各级政府一定要提高对社会参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并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政策法规,激发社会有关行为主体参与教育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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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政府要尊重社会和公民在参与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我国的教育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不应将外国的经验生搬照抄,也不应以行政长官意志去限制和约束生动、多元、鲜活的教育实践。政府要以更开放和更包容的心态吸纳民间智慧,总结、提升、完善民间的经验形式。将政府和公民的智慧结合起来,作为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事实证明,过早地对一些“草根”探索作结论,或不加区别进行处置,往往不利于教育的发展。譬如转制学校、晚托班、利用公办校舍举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非正常死亡”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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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政府要放手让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个性化多样化的办学试验,允许学校尤其是民办学校结合自身特点,根据效率原则,自主地进行资源配置,而不是用一种模式去规范和限制学校的发展。有个例子让人啼笑皆非:前几年某地民政部门将体现民办学校办学思想和教育特色、作为办学基本依据的《学校章程》进行了格式化的统一制作。去年为了要加进一句“不要求合理回报”,又将去年刚刚生效的《学校章程》全部废止,并要求学校在统一修改的文本上签字,否则不给换证。一所民办学校的章程都要由政府部门越俎代庖,学校的特色、活力、自主性岂不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教育家如何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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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包括允许少数择校热门的公办学校在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采用民办教育的机制运行;扶植优质民办学校做大、做强、做活;推动不同性质不同类型教育机构重组,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等。只有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格局,才能催生教育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家办学。中国教育史上的教育家孔子、孟子、朱熹,以及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的张柏苓,都是在创办一系列私学中逐渐得到认可和尊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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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经历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代与形势的发展,呼唤一批有教育理想、有教育经验、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教育家诞生。培育适宜教育家成长和涌现的肥沃土壤。政府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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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拨乱反正”与第一代语文名师的课堂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中小学语文教学一直在政治漩涡中起伏沉浮。折腾来、折腾去的结果如何呢?吕叔湘先生一言以蔽之:“少、慢、差、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一代语文教师,他们倍加珍惜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整体氛围,倍加珍惜自由而开放的学术风气,自觉地以“语文工具论”思想拨开语文教育政治化的云翳。十余年间,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改革可谓千帆竞发,浪涌波推。特定的时势造就了新时期以来第一代语文名师。其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学语文名师有于漪、钱梦龙、欧阳黛娜、洪镇涛、宁鸿彬、章熊、潘凤湘、张孝纯、黎见明、程日亮,等等。在众多名师中,若论课堂教学艺术,于漪、钱梦龙堪称划时代的重要人物。在小学语文教学园地,则出现了霍懋征、李吉林、斯霞、丁有宽、贾志敏、支玉恒、于永正等一批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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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试图将第一代语文名师的整体特征描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代语文名师特别强调“双基教学”,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开发,凸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启发式教学,致力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我们知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学理论赢得了“独尊”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课堂教学。当时,人们信奉的是“教师中心”“教材中心”与“课堂中心”。在以凯氏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教学理论的覆盖下,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几乎成为教师讲授与独白的过程,学生只是课堂上沉默而被动的聆听者、记诵者、接受者。应当说,第一代语文名师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体验者。改革开放之后,欧美教育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如何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呢?由“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由“重教”到“重学”、由“重知识”到“重能力”“重智力”、由“接受和理解”到“建构和发现”、由“偏重课内”到“兼重课内外”成为当时最主流的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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